廢議會委任制 還市民選舉權

區議會委任制違反民主精神,應該廢除,是毫無懸念的。如果說區議會是一個反映民意的地方,以至要提升區議會職能,與過去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相較,區議會一定要全面民主化。但是如果故意挑出一些制度上的毛病,卻將罪名安放到委任區議員上,卻是不智,令本來針對制度不公的批評變成個人操守的攻擊,卻是失焦。

報載:委任區議員豪花公帑 大派三個月花紅 助理高薪過議員

開設辦事處津貼與資訊科技津貼

事實上,政府自去屆區議會開始,每名議員,不論委任或民選,均可獲得一筆過十萬元的實報實銷津貼,作為開設辦事處的首筆開支。津貼的原意,是資助議員開設辦事處時所需的一次過開支。只要翻查紀錄,不難發現,這些開支通常用於裝修、冷氣機、辦公室家私、飲水機等基本設備上。設立這十萬元津貼的同時,再上一屆的「資訊科技」津貼也相應取消,一併歸入開設辦事處津貼內。第二屆區議會會期時,政府為了鼓勵議員增加使用資訊科技協助處理事務,設立了資訊科技的實報實銷津貼,全屆定額10,000元。

因此,報道所指的

「記者翻查顏的申報開支,發現他過去四年花 8萬元狂買 iPhone、 iPad、 iMac等多款蘋果產品,更不斷追款換機。他 09年底才買了一部 iPhone 3GS,今年 10月又換了一部 iPhone 4。顏向區議會申報的地址在柴灣一幢工廈,記者到訪發現上址外沒任何水牌,保安員稱不清楚該處是議員辦事處。」

資料上是沒錯的,但議員的行為,在現行制度下並無出錯,亦很難證明屬於濫用。行為本身亦與「委任議員」無關,因為民選議員的所作所為也是一樣,同樣可以領取該筆津貼,同樣也有很多民選議員購買蘋果公司的潮流科技產品。

如果認為議員使用蘋果產品屬於過份奢侈,那麼議員使用資訊科技產品的界線應是怎樣的?現時不少區議會均以電郵將議會文件發給議員,議員開會時只需帶他們用這筆津貼買來的電腦產品即可參與會議,如果反對議員擁有「潮流」科技產品,那麼區議會事務應該採取甚麼改善,以貼近資訊科技發展?

至於回購物品的規例,確實如報道所說,「政府規定區議員以開設辦事處津貼購買的物品,任滿後要將物資交還政府,但可選擇以原價 5%超筍價回購,故不少議員會用該筆款項購買心頭好。」。這項規例,是假設各項「資本物品」(Inventory Items,這個中文名稱真令人一頭霧水)的使用期限為五年(60個月),五年內以不變的速度折舊,即每月折舊1.67%。滿五年後,理論上該物品便沒有剩餘價值,但議員不能就此取走物品。理論上該物品的折舊後價值為0,因此回購價也不能太高,現時定在5%。

在這個制度下,有些耐折舊的物品如蘋果系產品,便顯得十分優待區議員了。但同樣地,這是不分委任或民選均是一視同仁的。如果要責難以上的制度,應該思考的問題是:

  1. 議員應否有開設辦事處津貼及或資訊科技津貼?開設辦事處津貼與資訊科技津貼應否合併?
  2. 議員應該用公帑購買資訊科技產品作區議會用途?如果認為要監察,應如何監察?議員使用的資訊科技產品,本身很難界定屬公用或私用,例如議員走在街上(私人時間),看到社區的某些問題(如班次問題),然後用公帑買來的資訊科技產品錄下來,可不可以?
  3. 折舊計算方法方面,如果認為現時計法不能如實反映實況,那麼是否應該要求引入市場二手收購價作參考?參考來源又應該是甚麼?應由議員自己找抑或由政府找?如何肯定報價準確?
  4. 現時折舊計算方法是適用於所有資本物品,即冷氣機與電話是同樣計法的。有些物品實際上用不夠五年便連回收商也不要,有些東西卻是有價有市。即使同一類別的產品,不同牌子情況也十分不同,如蘋果公司的資訊科技產品便比較耐折。應該怎樣劃界?如何為較耐折舊的牌子產品訂立折舊準則?

營運開支津貼的問題

除了以上的一筆過津貼,區議員每年還有「營運開支津貼」。根據「財務委員會審核2011至12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頁56,2011年的年度津貼上限為277,704元,折每月為23,142元。這筆津貼也是以實報實銷的形式批出的,議員營運辦公室所需的租金、職員、印刷、紀念品(最常見的是年底的月曆)、訂購報紙刊物等,均是支取這筆津貼。津貼上限每年度均會隨物價指數調整。

報道指的

「政府每年向每位區議員撥款 20多萬元租置辦事處與聘用助理的營運開支津貼,同樣被濫用。獲委任做東區區議員長達 11年的丁毓珠, 2010年營運開支津貼總額是 233,544元,她在 1至 9月以 2.5萬元高薪聘用湯姓助理,比區議員 20,290月薪還高;到 10月再將津貼餘額 8,544元作為湯該月薪酬, 11及 12月沒有支薪。除 08年外,其餘三年都透過這模式,將每年 20多萬元津貼全數支付給湯。湯早在 00年跟隨丁毓珠擔任議員助理,當年入職月薪 7,000元。記者到過丁的辦事處,職員指湯『冇做喇,去咗旅行』。」

是正確的,問題是,丁毓珠支取公帑的津貼並沒有超過上限,而助理多出的薪酬(以助理每月薪酬25,000計,則有1,858)是由丁毓珠私人支付的,而丁毓珠並無就此筆款項申要公帑支付。事實上湯女士是丁毓珠的私人助理,主力處理區議會事務,如打點行程,以至講稿也是由湯女士負責的,他們賓主二人也一直合作無間。

助理的薪酬來源,是一個事實問題,助理薪酬是高是低,是過高還是過低,則是判斷問題。如果認為助理的薪酬不應這麼高,那麼培養政治人才,吸納更多人參與政治工作,又從何談起?除非能夠證明丁毓珠與湯女士有親友關係,並借此詐取公帑,否則她聘請誰是她的自由,外人難以置喙。(以丁毓珠的財力,每月幾萬的區議會開支她根本不會放在眼內,她本人參與社區事務時也出錢出力,且按下不表。)

事實上,由於助理薪酬與其他開支一併計算,像丁毓珠一類富有的議員可以借用自己本身的資源(如辦公室)去減輕負擔,但對大多數議員來說卻是相當沉重的負擔,也因此令助理的要求與薪酬皆低。助理的薪酬其實應該提高,招請更多有意從事社區和政治工作的人加入,甚至參與政策研究,情況其實與立法會議員相類。然而香港普遍對此深有戒心,對政治工作有種莫名的道德要求,認為參與政治就必須吸風飲露,不計薪酬卻事事盡心盡力,這是流於極端。

的確,助理的薪酬比起議員酬金更高,看起來簡直是聳人聽聞。但實際上「議員」是兼職,很多議員也有正職或其他收入來源。而員工的薪金比起老闆更高,看起來真的不合理,但這與委任制並無關係。質疑利益輸送的根據,應該是究竟助理與議員之間有沒有串謀,或者特殊關係。

以公帑派紀念品

「過去兩年他們因未用盡營運開支限額,慷納稅人之慨大派「年終獎金」。 09年其中一名月薪 14,500元的助理獲豪派 39,200元年終獎金,相等於 2.7個月收入;另一名助理獲 2.6個月獎金。去年再向助理們發放兩個月花紅。
不少議員因開支申領金額未用盡,都會訂做贈品大派街坊。簡炳墀兒子、北區簡永輝去年花 13,800元做 1,000套原子筆、鉛筆和螢光筆套裝。黃大仙史立德去年底申領逾 4萬元訂做暖包、顏色筆、匙扣、毛巾。
民建聯梁志剛今年初申領 2.6萬元印製 20萬個利是封。中西區葉永成同樣「騎呢」,今年初才申領 2,640元印製 15條賀年橫額,但 2月底農曆新年過後,又申領同額津貼印多 15條賀年橫額自我宣傳。」

正因為營運開支津貼範圍廣,且以年度作單位計算,如果區議員在前半年勤勉省用,那年尾便會餘下一定的餘款,以房委會或房屋署物業作辦事處的,往往如此,因為租金遠較其他地方廉宜。既然有錢剩下,反正屬自己的,不用白不用,不如拿出來做紀念品派給街坊吧。事實上社區居民也十分受落,各式各樣的紀念品因此大行其道。

直到今天,不少區議員仍然當自己的角色是「街坊保長」多於代議士的,政治議題在分區極為零碎的區議會不太有共鳴,居民本身就對切身的社區管理較為關切,因此大家也比較在意小恩小惠。

同樣地,這種派發紀念品的方式,在現行制度下並無觸犯規例,議員與居民也樂見有這些小恩小惠。小恩小惠本身並不是罪過,也並非問題,問題是如果小恩小惠成為了社區政策和社區行政的主軸,便成為小修小補了。

我認為要指出的是,「派發紀念品給居民」本身不應該視為絕對邪惡,議員絕對不應做的事情。然而當派發紀念品成了議員的「政績」,選民投票的「指標」乃至區議會的「目標」的話,便令派發紀念品這件事完全扭曲變質。這才是困局所在。而這個困局,與區議會職能權責太小,而且分區太零碎是息息相關的,也是政府責無旁貸的。

至於助理「花紅」的問題,如上所述,究竟助理「應否」有花紅,這是一個判斷的問題,現行做法是,助理的員工合約必須列明是有機會得到年終花紅,助理方可以有花紅的。為甚麼認為助理這種工作不應該有花紅?小心花費公帑絕對應份,但是應該怎樣為之「小心」?條件反射地認為花錢便是浪費,最終只會讓一切陷於爭拗而一事無成。

因此,營運開支津貼,究竟應以年為單位抑或以月為單位?應否涵蓋助理薪酬?應否准許區議員製作及派發紀念品?每月23,142,是多還是少?如果太多,為甚麼?如果太少,為甚麼?沒有絲毫準則下,就認定那屬於浪費公帑,是流於武斷。

蛇齋餅糉 種種票種 種種種來種種種中

如上所述,「蛇齋餅糉」本身其實沒有甚麼問題,問題是當這種口腹之欲成了主旋律,成了定奪一切的準則時,區議會的地區行政就會變形。

區家麟的文章說得好:

「區議員的「蛇齋餅糉」策略亦同理,尋求溫飽與群體的關懷,是人的本能。「蛇齋餅糉」不應被貶為「有奶便是娘」的利益關係,在享受蛇齋餅糉的活動過程裡,街坊能感受人情味與群體溫暖,也是人性重要需求。區議會選區小,人與人之關係更形重要;大狀黨高高在上,空談抽象離身的自由民主法治公義,自然敗於蛇齋餅糉海鮮餐的貼心關懷。」

民政事務總署現時也有撥款,資助各地區團體或組織舉辦以上節目,以凝聚社區,感受人情味與群體溫暖,而這些撥款也的確不計較這些地區團體的背景或政治取向的。問題是,在地區扎根多年的,多數是各省市的同鄉會,或者各社區互助會,而這些協會,絕大多數與親建制派的議員關係千絲萬縷,盤踞地方多年,這是泛民確實及不上的地方。而這些團體絕大多數已被中共收編,也是事實。泛民即使要借助這渠道去蛇齋餅糉,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這是一般人責難泛民「為甚麼你不也去派蛇齋餅糉」或者攻擊「建制派只靠蛇齋餅糉」時經常忽略的一點。建制派的優勢,並不在政府,而是在已滲透各社區組織的強大滲透力,政府雖無勾結之名,卻有勾結之實。泛民不派蛇齋餅糉,不是因為政府打壓,而是根本有心無力,無法在社區建立新的聯繫網絡。當然,這個局面不是絕對的,南區新人羅健熙的成功,就是好例子。

委任制-陰魂不息的怨靈

區議會委任制必須馬上取消,這是毫無懸念的。回歸以降,委任議員的角色變得十分曖昧尷尬,他們既非政府的堅定支持者,也非民意的代表聲音。有部分委任議員在社區聲望極隆,真正是「黑白兩道」也會給幾分薄面,於擺平各方,平衡各種利益時,確實起了關鍵的潤滑作用,這是典型的六七暴動後英殖管治模式。然而隨著社會變得開放,社區政治的參與程度增加,這些委任議員已沒有了角色。從他們的表現可知一二。

普遍來說,委任議員參與較少的委員會和工作小組,會議出席率也確實比民選議員低,出席時的參與程度也不及民選議員。這很容易理解,他們沒有選區沒有選民,對整個區的居民來說,是陌生的名字,也就沒有動力,更沒有途徑去了解民情和反映社區行政問題。

因此,如顏才績、王志強等,辦事處設在人跡沓然的地方,正反映了委任議員制度的問題。

委任制漏洞百出的地方,是委任制已不合時宜,不能反映民情,更不能做到「行政吸納政治」的效果,只成為個別上流階層的一個用來放著好看的榮銜。政府託辭不取消委任制,是著實將民主黨賣了,民主黨當初上了賊船,對造成今天局面,責不可卸。因此委任應該馬上取消,這是無須爭議的。問題是,將委任制問題與津貼掛勾,實際上是令委任制這個政治問題,轉移到津貼守則這個行政問題,而偏偏這個行政問題,與委任或民選是沒有絕對的關連的。

延伸閱讀:

蛇齋餅糉的生物學根源

人代高寶齡四獲委任區議員 民建聯再進帳10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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