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子之名──巴比倫塔倒下的時代

photo (2)<一>

Xiqu Centre 的爭議,其實是一個翻譯問題。

「戲曲」一詞,最早正式出現於南宋,後來到1913年王國維的《宋元戲曲考》正式以「戲曲」指中國傳統戲劇藝術。「戲曲」特別之處在於演員、劇場、詩歌、舞蹈、音樂、代言體、演故事各式元素融煉一體,以舞台形式演出。

而「中國」其實一向是一個龐大的文化綜合體,以戲曲為例,就有各種不同的地方戲種,如京劇、豫劇、評劇、黃梅戲、越劇、婺劇、川劇、粵劇、潮劇以至百戲之母崑曲等等,幾乎每一處水土也會孕育出自己一套戲曲文化。每種戲曲的風格、內容也不盡相同,即使譜面上寫的旋律一樣,不同風格也有別樹一幟的演繹。中國音樂的精髓和困難之處也在這。

Xiqu 本身就像 Sushi 一樣,是一種「異化」的翻譯,在譯詞(譯出語,指 Xiqu 這個英文詞)上故意以音譯方式,強調原本的語言特點,以免譯詞染上不必要的英語色彩。正因為想強調 Opera 與「戲曲」本身有一定分別,所以學界很早就用「Xiqu」來譯「戲曲」,避免讓人有「中國歌劇」的聯想。假如戲曲譯成「中國歌劇」,那無可避免就會用「歌劇」的概念來理解戲曲,需要另花唇舌去分辨兩者了。

正如嗩吶原本是古波斯傳入的雙簧片發聲原理樂器,東傳而成嗩吶,西傳變成雙簧管,嗩吶的譯名是「Suona」而不是「Chinese Oboe」一樣。其他如「笙」(Sheng)、「箏」(Zheng)也是一樣原理。

但有趣的是,今天由英語而來的「雙簧管」、「單簧管」、「小提琴」卻是意譯,而不是音譯作「愛寶」、「加雲納」、「梵柯鈴」(「梵柯鈴」是新文化運動時期小提琴的正式譯名,同期還有「德律風」──電話)。為甚麼英譯中時多用意譯,中譯英時卻會多用音譯?在音樂藝術以至學術方面而言,也許與英語世界壟斷了學術界以至整個文化界的話語權有關,基本上整個學術理念體系也是建基在西方文化世界上的。以音樂為例,西方樂界的巴哈制十二平均律是佔了絕對優勢,弦樂的純律很難普及,更不要說中樂的正線、乙反調了。在翻譯的過程中,於是用異化的方法去強調本身的體系不同,有點像各種日文英譯詞一樣。

將「龍」翻譯成「Dragon」,就是同化式翻譯的一個例子,效果不太好。西方文化中的「龍」多數是口吐烈燄,張一對蝙蝠翼,住在山洞中,永遠都是等待勇者來屠的一個反派又悲慘的角色,中國的「龍」來自圖騰崇拜,是靈獸,掌降雨,是祥瑞高貴的象徵,後來更是皇家的專用圖騰。將龍譯成 Dragon,對於初接觸的西方人來說很容易得到一個基本的印象(一頭傳說中的虛構生物,力量很大),但是文化意蘊就失真了,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撇清分別。現在對中國有基本認識的外國人,也都明白「中國的 Dragon」不同西方那個的了。

故此,翻譯成「Xiqu」也好,「Chinese Opera」(但現時「Chinese Opera」多指京劇,一憾)也罷,代表的是不同的翻譯取態,各有側重,高低優劣實在是見仁見智。而假使認為「異化」的方法可取,又是否應該用「漢語拼音」去翻譯「戲曲」?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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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實這從來不是對與錯的問題。

以「Xiqu」來譯「戲曲」,是否恰當?這又回到「中國文化是甚麼」這個母題上了。如上所述,我認為中國文化是一個文化的集合體,南北之分,以至地域水土之分,都令各地文化十分不同。最簡單的例子莫如語言,各地不同的「方言」嚴格來說根本不是方言,而是體系不同的獨立語言,不能互相溝通。正如各種文化也是類似,中國各地是在同一個母題上發展出不同的演繹和變奏。而現今的中國以「普通話」作為行使全國的語言,因此譯名用上普通話的漢語拼音,來概括表達中國整體的那些字詞。

普通話是否真有代表性?沒有入聲,經過數百年北方遊牧民族改變的普通話,能代表多少中國文化?而如上文所述,戲曲文化斑雜博雅,單以一個「統一官方語言」去籠統概括,終究有遺珠之憾。在中共治下無孔不入的文化控制和宣傳下,普通話又扮演了很強的角色,以至普通話近年甚至予人與霸權連結起來的聯想。我認為這才是大家對普通話譯名「Xiqu」反感的底因。

再者,香港一向奉行的翻譯,多是採用意譯,正如港督的名字也是譯成中國氣息的彭定康、麥理浩,而不是「基斯●伯得頓」之類的,更不要說用普通話的音譯了。如果說出於「書同文」的需要而用漢語拼音,那改用意譯的方法「Chinese Opera」去譯,是更切合香港一向的文化環境與習慣,亦不用煩惱音譯的問題。

由名字衍生,折射的問題事實上是:「戲曲中心」在西九之設,又究竟代表一種怎樣的路向?在香港推廣戲曲藝術,應該以立足粵劇的方式開展,抑或兼收並蓄的方式推廣?如果以後者的方針去營運戲曲中心,那麼一個涵括所有戲曲曲種的名稱就是必要的,而如果以立足本土的方針,那麼使用陳雲倡議的「Yuet Kuk」(「粵曲」音譯,陳雲譯法無「t」)則似乎更佳,更突顯粵曲的獨立地位。對於外國遊客來說,一個意譯的名字應該是最容易明白的,一個音譯的名字,如果夠簡單易記,一樣可取。這看的是命名者平衡和取捨的功夫,最看重的是命名者的文化底子和品味了,而這偏偏就是香港掌權者最最缺乏的。

說到底,香港人對「Xiqu」的反感,不過是看穿了在上者的庸俗品味。香港高官的「文化政策」,永遠只是一個經濟議題,一個「產業」,而永遠與建立公民意識,藝術品味無尤,簡單來說就是披着文化的皮,做口腔期一樣幼稚的事,徒為滿足口腹之欲。因此爾曹本地土生土長的賤燦,在工廈發展的文化活動是不當的,因為不「賺錢」也不是「產業」,你們表演的音樂是低等的,只配在垃圾筒旁邊的涼亭玩玩,主場地要留給外國的,進口的,舶來的表演者。所以工廈要「活化」,本地的音樂人就像趕羊趕牛一般趕去黃竹坑一棟大廈了事,爾曹賤燦應該謝恩。

因子之名,因名而喪,「Xiqu」的意義不單單是技術層面的,而是文化上對整體政策不信任的體現。單純一個音譯詞,技術上只能說不同譯法有不同考量和取態,而難有孰對孰錯的執着。例如「Sheng」(笙),如果不用音譯,只怕很難用精簡的方法適切地翻譯這件樂器名稱。然而「Xiqu」這個音譯詞在香港語境中顯得生硬,更令人聯想到本土意識與融合概念的衝突,聯想到文化政策上的傾斜和不公,這已經遠超出當初翻譯時的技術考量,而與一地的文化背景關繫起來了。

所謂「戲曲中心」就與「西九文化區」一樣,只是一塊昂貴的遮羞布,去讓這些高官名流偽裝得到文化的性高潮,道理就如同中環的白領非得要三四十元喝一杯星巴克咖啡才叫生活品味一樣。開放態度,不等如邯鄲學步,先自立,然後擁抱世界,才是正途。

將「戲曲中心」譯成「Xiqu」,對一般香港人來說有種文化上的疏離感,如果強調粵劇文化,可考慮用廣東譯音,如果要兼收並蓄,則用意譯較為穩妥。用上「Xiqu」,是否真能成為各種中國戲曲文化的代表?這個志向很大,但以香港高官名流的品味看,能否達成目標,殊難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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