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1974 – 1

<寫在前面>

想寫這個題材很久,太久了。現在這也只不過算是資料彙編,談不上認真的一個系列。關於內容,歡迎提出任何疑問,我會盡力搜集資料補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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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的父母都是從大陸偷渡來香港的,我年幼時住公屋,讀的也是屋邨小學,以至很長一段時間裡,我身邊接觸得到的家庭,幾乎全部父母都是從大陸偷渡來港的,我也以為那是香港的常態。到很後來我才知道,其實很多人的父母輩甚至祖父輩已在香港出生,他們──就是現在經常吹噓獅子山下那群人──經歷的香港雖然也艱辛,但根本完全不能跟大陸相比。在香港,你再窮也會知道有東西叫汽車,有東西叫鞋子,有東西叫電視,當時在大陸,完全沒見過這些東西是毫不出奇,在農村看到有拖拉機,等如現在的人看到太空船。我母親到十二歲才第一次穿鞋子。香港有些人確實從沒聽過有關大陸的種種,無法理解那個不夠半世紀前的大陸國度是如何落後,以至對偷渡的父母輩來說,幾乎是一場穿梭時空的經歷。

我一直到中學快畢業,才驚覺原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曾經有過這些事情──說「不知道」其實毫不準確,因為他們其實是「知道」,但僅限於浮光掠影和幾個輕飄飄的形容詞,或者一兩幅鮮明的影像,如香港人回鄉要穿很多件衣服藉此送物資給大陸親友,諸如此類。這種「知道」是非常浮薄膚淺的,因為根本沒有機會讓他們近距離去思考和感受那究竟是怎樣情形。從父母口中得知這些往事(不能稱作「故事」),因為我就是從他們處來的,我因此更容易去感受。中學時我認識一些朋友,家中衣食無憂,父親位高權重,我曾跟他談到我父親一星期工作七天,其中一天做兼職當的士司機,為了多賺兩個錢便一人連做兩更,由早上九點上車一直到凌晨三點才下車,第二天早上八點上班,也只賺得兩百元。當時那個朋友聽不真切,反問我「是晚上九點開工嗎?」我就很明白,有些東西他們不明白就是不明白,那太遙遠了。早輪碼頭工潮,碼頭工的辛酸苦況,香港人譁然之餘,我更能感受一二,因為本質上,我也是個碼頭工的兒子。沒有一個與你有羈絆的人將這些實況告訴你,你是永遠也無法確切感受的,這種感知與書本、理論無尤。因此霍建寧才會舉他那個在投資銀行工作得很晚的兒子,與碼頭工相比較。

其實長久以來我也想將父執輩的這些經歷,以小說的形式寫下來。父母常嘆那些往事不堪記了,又笑着埋怨我幹嗎再提起那些事,說自己剛剛才發過偷渡的惡夢。但我想,那不單是他們的人生紀錄,也是我的紀錄,甚至是一個時代的紀錄,不應就此聽任記憶湮沒。但計劃得越久便越慵懶寫不出,剛巧史兄有一篇文談到他父執的偷渡經歷,他父親的「偷渡」其實已不算很難,但也已足夠讓我們這一輩瞪目結舌了,也就激發起我想要好好寫下這段往事的決心。

父母雖然是小人物,他們沒有幹過甚麼大事,但他們是偉大的,一種微小、靜謐,但堅定的偉大。這是一個很微小,很卑微,很普通,卻又很偉大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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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父親屬於「富農」階級,在解放後是屬於「黑五類」之一的「一點頭」。黑五類是「地富反壞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和右派,「一點頭」指的是「富」字的那一個點。

記憶所及,我家族是在幾百年前由兩湖一帶移居廣東的,嚴格來說算是客家人的一個分支,但在近代,又與新來的客家人有些分別。祖上在清朝出過一個秀才,在當地算是書香門第,子孫聰穎的一支。約在清末民初時,我家那條村與附近的村落曾起過爭執,弄得兩條村的人都操起武器械鬥。械鬥過後在祠堂談判,我家那村是慘勝一方,要求劃分「馬跑三日三夜」的地建村,人家雖然輸了當然也不肯,最後決定銅鑼能傳三次的範圍建村。那就是我父親後來出生的那條村落。

在「解放」前父親家是屬於生活上過得去的一群,我的曾祖父是醫生,生了三個兒子,一個早夭,長大成家的只有兩個。他兩個兒子,年長的一個身體孱弱,最年幼的那個身體強壯得多,於是曾祖父就將醫術傳給較年長那個兒子,而幼子則去耕田和釀酒。那個幼子,就是我爺爺。那仍然是在解放前,我爺爺會釀酒,養豬,到年晚時會趕豬去賣,他曾經帶着豬划船來過香港屯門元朗一帶上集趁墟的。

後來「解放」了,也曾有人叫過我爺爺兩兄弟跟着走,他們沒走,就迎來了後來的土改,被劃分成「富農」,家裡原有的幾畝薄田也當然充公算入「生產隊」裡去了。由於階級成份不好,生活上處處都會吃虧,記着那是一個越窮越光榮的年代,而且有道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基本上我父親未出生就已注定是屬於「黑五類」,尤萬幸不用打倒在地加上一腳,可以接受「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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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出生後不到幾年,便是因大躍進而造成的三年大飢。現在的人估計當時因飢荒而死的人數約為2000萬到8000萬不等。我父親所在的農村在當地算是環境比較「好」的,有蕃薯藤、樹皮和穀糠可吃。當時農村的地理環境是決定生死的,父親的農村座落平地,能種水稻,總算能吃上飯。旁邊有很多山,在山上聚居的多數是客家人,他們沒法在斜坡種稻,就得長年種蕃薯吃,另外種些菜。他們的糧食基本就是這兩種,每年收割下來的菜,用些鹽──鹽對他們來說也是奢侈品,不輕易買得到的──醃起來造成咸酸菜,然後全年就都是吃咸酸菜拌蕃薯。很多年後我父親在香港遇過一個出身山地的客家人,他說:

「如果能讓我吃上飽飽一年的蕃薯拌飯,就是要槍斃我也甘願!」

箇中咸苦,可想一二。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其實是大躍進和公社飯堂政策失敗的結果,雖然還未到人吃人的地步,但我的爺爺也得了嚴重的水腫,幾乎死掉。我的大伯父比我父親年長二十年,飢荒時只能吃穀糠,但穀糠無法消化,於是全積在肚裡排不出來,也是差點死掉,最後是靠有城裡來的解放軍餵了幾餐營養餐才撿回一命。1962年,剛過了飢荒不久,我大伯父就偷渡來香港了。當時偷渡的乾糧仍然是很原始的,基本上就是炒熟兩三斤大米,就是未來個多星期的全部食糧了。兩三斤大米現在是多麼稀鬆平常的事,要知道當年農村的農民,勞動一個月也沒有一塊錢工資(注:「社會主義」下,買東西都用「券」,但仍然有少量金錢的。至於農村經濟,有機會另文詳談),而身為「富農」的兒子,再被歧視欺壓也是少不免的。當時我父親共有七兄弟姊妹,一家九口,往往一餐的米糧就只是一個 D大電池的份量,所以為了讓兒子偷渡,可謂下了血本。

文革批鬥大會。來源:刘伯勤:红卫兵的忏悔 (https://qiwen.lu/17936.html)

文革批鬥大會。來源:刘伯勤:红卫兵的忏悔 (https://qiwen.lu/17936.html)

村落後面有一個水庫,是解放後建成的,解放後一段時間陸續建了不少基建,當時的思維是「人定勝天」,確實有不少建設──當然,好些後來成了破壞。後來這水庫成了這附近一帶村落的人練習游泳的好地方,練習游泳的目的相信不用多言。事實上當年偷渡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往往有人早上還誓神劈願的說「社會主義好」,晚上便出發去偷渡了。到後來抵疊政策以至抵疊政策要結束時,不去偷渡的男人會被視為沒有出息的孬種的。那個水庫成了大家練習泳術的地方,附近一條村曾有一個女孩子在水庫游泳不幸溺亡,她的母親由是非常痛恨「香港」二字,過幾年受不住刺激最後瘋了。這些形形式式的故事,在所多聞。

至於我父親究竟為甚麼偷渡,他自己也說不上來。實際上對於一個出生不久便一直捱餓,家庭被歧視的小孩來說,這個念頭可能在記憶之前便萌生了。當時拖拉機或任何機械,對農村來說都如太空船一樣的存在,能見上一回是天大的事。現在香港最吃香的職業當數醫師、律師、會計師這「三師」,在當年大陸卻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記着那是一個知識份子是臭老九,那是一個越窮越光榮的年代。那時大陸農村裡最令人肅然起敬,惹盡全村人欽羨目光的職業是醫師、司機和屠戶。醫師救人生命,司機操作神一樣存在的機器,屠戶則確保有肉可吃。由半世紀前落後的大陸農民到今天的港女,都明白醫生是「筍盤」。

60 年代拖拉機。來源:網上圖片

60 年代拖拉機。來源:網上圖片

因此有司機帶拖拉機入村,可想而知是何等令人好奇的大事,小孩子自然也去湊湊熱鬧,看看傳說中的拖拉機是甚麼樣子的。我父親當然也有去湊熱鬧。好不容易湊到拖拉機前,我父親好奇地伸手一摸,「啪」的一聲,還未反應過來,就先感到火辣辣的一陣痛,伴隨着罵聲:

「操你媽的,你這個黑五類,拖拉機是你能摸的嗎?」

我父親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除此以外,因為「富農」的階級成份,文革時少不免三不五時被人拉去批鬥。我父親就看過我祖母被批鬥,要跪鐵鍊的真實景象,猶幸廣東的農村其實不算狂熱地陷入文革之中。出生後,先是飢荒,再來是批鬥,在被歧視的目光中長大,父親當年的鬱悶,可想而知。上學學的基本都是毛語錄,那年代,連三角形有三條邊也是靠毛語錄來證明的。

1970年,父親初中畢業。那時候沒有甚麼免費教育,「有教無類」更加是惹人發笑的無稽之談:打倒孔家店嘛,何來繼承孔子有教無類的精神?當時要升學,最最要緊的是看階級成份,村幹部兒女優先,貧下中農次之,富農,五類份子?門兒都沒有!那時候再早幾年時,我二伯父本來成績很優異,以成績計能進中山醫學院的,就是因為階級成份不好,硬是不准讀,分配到了工廠車間當個工人。母親是當年她那條村的「才女」,但我外祖父跟姨媽早年偷渡去了香港(人人喊打卻又人人羨慕),外祖母的哥哥更是國民黨的軍官,所以成份本來也很差,得當時的校長說情,我媽成了她那條村裡第一個能上高中的女生。至於我的父親成績大概也好不到哪裡去,又沒人擔保,成份又差,自然是要到生產隊去工作了。村裡的人也算不錯,為父親謀了個看鵝的差事。看鵝本來是個閒差,閒差自然有人眼紅,於是看鵝的工作丟了,給人着去「洗牛」。洗牛是農活其中一項最辛苦的勞動,就是帶着牛去平整泥土,將整塊田的土都翻鬆。好好的差事丟了,又不能升學,又三不五時地被人拉去開會(批鬥會),放在今天我父親的情況絕對是所謂的「社會炸彈」。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

如上所述,其實一直以來偷渡都蔚然成風,真正的「口嫌身子實: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在村子裡備受尊重的「貧下中農」子弟,也多有偷渡者。但真正激發起村裡人偷渡的,卻是當年的知青。知青是城市裡讀書讀得好好的一群人,因為毛澤東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就給「下放」到陌生的農村,忘記所學,做不擅長的體力勞動。很多人受不了就偷渡去香港,基本上就是逃荒。

當時成份不好的人,不單讀書機會被剝削,連討老婆也有困難:成份不好,環境不好,誰願嫁你?當時村子裡有一個美男子,長得很俊很高大,但因為成份不好,到三四十歲還討不到老婆,最後娶了個山地客家人作妻子。對山地客家人來說,窮比成份不好更可怕,也就顧不上那麼多了。連貧下中農、知識青年也偷渡,像我父親一類飽受歧視不公的「一點頭」更加沒有理由留在村子裡了。當然這也是大家肚子裡的想法,沒有宣之於口。毛時代的農村,基本上就跟秦孝公,或者朱元璋時代差不多,村裡的人即使過隔壁村,也要村幹部寫證明書,擔保書,否則是犯法的大罪。村裡的幹部曾跟我父親說:

「奀鏡,村子也對你不薄呀,你看你哥也能討老婆呀,你放心吧,你能討到老婆的,你不會偷渡去香港吧?」

我父親一臉認真,誓神劈願地回應:

「霎戇麼你?香港的豬肉成十幾蚊一斤,有麼好磨?」

然後當晚我父親就起程,第一次偷渡了。那時是1971或者1972年的2月,天還很冷。一定是這兩個年份,因為剛好是林彪死(林彪死於1971年9月13日)的那一年前後,廣東省的軍隊,那段時期不知給調到甚麼地方,全省的軍隊都換成外省湖南兵了。那年我父親剛好18歲。

父親第一次偷渡時所走的路。實際路線無法精確繪出,因為 Google Map 沒有這個功能。總長度超過 70公里。

父親第一次偷渡時所走的路。實際路線無法精確繪出,因為 Google Map 沒有這個功能。總長度超過 70公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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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esponses to 那年,197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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